马克思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最后，从概念发展史看，法律漏洞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偶然性，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国家出现的问题。一般而言，宪法漏洞的填补应当符合宪法的明文规定、目的及原则，不得侵害基本权利本质内容。
中央军事委员会尽管并非虚位，但所涉事项关涉国家安全和军事秘密，且部分事项可以通过国务院（国防部）向全国人大报告，故有免除报告的必要性，对此显然不能认为其存在宪法漏洞。可以以宪法解释、制定法律、宪法修改、宪法惯例等方式填补宪法漏洞，但不得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目的、基本原则以及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其二，正如王汉斌所指出的，虽然宪法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也没有规定禁止罢工，[xxviii]言外之意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即宪法其实是承认罢工自由的。首先，《建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意志的体现自不待言，《补充意见》则是中共中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作出的，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意志的体现。不过，比较妥当的做法，似乎应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义务理解为宣示性的规定而非受教育义务、服兵役义务、纳税义务一类的强制性规范。
[xxvii]然而，就此而言，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方案：其一，以虽然制宪者在草拟我国1982年《宪法》时就宪法是否规定罢工自由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最后采纳了否定的意见为由而否定罢工自由，不承认存在宪法漏洞，并且自我国1982年《宪法》施行以来，政府也未公开承认过罢工自由。经由宪法解释填补宪法漏洞，应区分不同的漏洞类型而分别采取目的论的限缩、目的论的扩张或者类比推理为之。无论是超级城市中的贫民窟、种族隔离带，还是主权国家边界线上的隔离墙、难民营、非法移民，主导它们的都是被排斥的逻辑。
而无产阶级正是马克思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将其命名为全新的革命性主体，这是一种超越经验事实的概念建构方法，它依据的是政治的逻辑，它的斗争必须是政治斗争。但是，国内学者对鲁达和齐泽克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强调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缺乏任何关联，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说过：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更重要的是，非市民社会阶级这一表述表明无产阶级就是市民社会中的内在否定性，是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私有财产——的否定。
无产阶级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不仅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剥削，而是在资产阶级完成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实现整个人类在一切领域的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是使阶级剥削、压迫乃至阶级本身走向消亡的中介阶级。(19)科恩的论证思路在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作为革命性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它失去了现实的来源。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4页。这也意在表明无产阶级与被排斥者都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产生的，但不同的是无产阶级自此被附着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被排斥者则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剩余物。在文中，齐泽克不仅肯定了这种关联的可能性，更赞扬了鲁达揭示了贱民的处境，即始终无法被整合进黑格尔式的扬弃运动中，贱民成为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一个症状点(a symptomatic point)，这指明了后黑格尔时代政治哲学革命的关键所在。为了避免混淆，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第一章标题下加了一个注，说明马克思和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特定内涵：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即是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一种创造性的否定，而被排斥者只具有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即使如齐泽克所言，被排斥者能够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那颠覆之后的道路在哪里？齐泽克对此并未做具体说明，革命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前四个特征都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也无法引出特征(5)和特征(6)。但工人阶级已经深陷资本的幻象之中，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不断消退。(2)所谓革命性的政治主体，主要依据的是政治的逻辑，其范式仍然是解放政治的话语，即这一主体要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化逻辑对人类共有物的侵占，承担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任务。
投身于资本扩张之驱力的资本家则已经做好将一切市场化的准备，这其中当然包括维持人类生命的基本自然参数(空气、水和能源等)，这也只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这样一个本身就是目的的目的——哪怕世界毁灭，也要创造利润。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已然完成了宗教解放，历史的任务转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哲学革命已经为政治革命作了前导。
即便其中的一些特征依然适用于今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没法再统一为单一的主体(single agent)，比如社会中的贫困者不再是工人等。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不像市民社会中的成员那样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它没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求，它追求的是以自己特殊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即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人类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它遭遇的是普遍的不公正，只能求助人的权利，必须先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才能解放自身。
在《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更是痛心地说：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扎根于基础，扎根于垄断的政治经济之中的。⑨简言之，这里的无产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而存在的，是依据事实经验而凝练出来的。(17)所谓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冲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的规训，时刻牢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且具有革命的理想。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时，它不仅揭示出自身的生存状况，更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3)现代意味着无产阶级只有在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而机器大工业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义表达，它使雇佣劳动成为可能。(23)即是说，如果没有第四种矛盾，其他三种矛盾就会被置换成所谓人类共同的问题，而被忽视了其中的阶级维度。
齐泽克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依旧存在的当下，号召贫民窟居民、难民等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同样需要完备的政治理论作先导，为此重构了一个饱受剥削而又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新无产阶级，这也是被排斥者得以产生的必然逻辑。但被排斥者能否取代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成为所谓的新无产阶级，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它有待历史的检验。
齐泽克指出，这些人口快速增长并非一次偶然的不幸事件，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即第三世界国家以多种方式被迫卷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廉价食品直接摧毁了当地的农业等其他产业，从而使更多的人加入贫民窟中。在特定情境下，贱民更多指向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④。
⑧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明显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式的思辨色彩，属于哲学范畴。(14)与此同时，一股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开始在欧陆哲学领域盛行，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在资产阶级完成政治解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⑤Frank Ruda,Hegel's Rabble: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p.xvii.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页。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失去的是生产资料，它至少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齐泽克的误解。
齐泽克在《游牧的无产阶级》(Nomadic Proletarians)一文中就指出，从爆炸性增长的难民引申出游牧的无产阶级的基本思路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主要对抗(矛盾)不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是那些处于所谓文明世界中的人和那些被排除出去的、被还原为赤裸生命的人(bare life)之间的对抗。上述三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概念是高度统一的：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时，它是内在于市民社会中的绝对否定性。
齐泽克更是直言，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性的政治主体已经失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政治主体的缺位，即工人阶级并没有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没有把自己建构为革命的行动者。齐泽克认为，前三种对抗都指向了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言的共有领域，亦即我们作为人所共有的本性。
随后，马克思又用三个否定一肯定的句式揭示出无产阶级是一种特殊的普遍性——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⑦。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贫民窟居民、难民等直接等同于被排斥者，否则齐泽克没有必要重构出被排斥者这一概念。
(17)Slavoj i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London/New York:Verso,2009,p.88. (18)科恩在其著作《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中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其二是概念属性上的差异。齐泽克专门为鲁达的这本书作了题为否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egativity)的序论。第三种是新科技(尤其是生物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伦理困境，这不仅意味着新型生命的诞生，更意味着大公司对人类生命最核心部分——基因——的买卖、操纵、改变将成为一种可能。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二者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存在语境上的差别。齐泽克的思路就是以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难民等取代工人阶级，以被排斥者取代经典无产阶级，将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难民等政治性地重构为被排斥者这一当代的新无产阶级，使其成为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新掘墓人。
黑格尔首先诉诸富有者阶级或公共财产的直接救济、提供劳动机会，但随后又被黑格尔自己否定掉了。而这又引出贱民与无产阶级的另一关联：如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黑格尔做的只是力求现代国家保障每个人都占有财产这一抽象的权利，认为劳动自身包含着解放的环节。
因而，齐泽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新解放政治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会行动主体(工人阶级)，而是各种不同的行动者所构成的爆裂式的混合体(an explosive combination)。(14)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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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olfram Höfling, Kopernikanische Wende rückwärts? Zur neueren Grundrechtsjudikatur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Stefan Muckel (Hrsg.), Kirche und Religion im sozialen Rechtsstaat: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Rüfner zum 70. Geburtstag, Duncker Humblot, Berlin,2003, S.329 ff. [22] 同上文，第339页。
[59]保障领域对于每个基本权利而言都是独立的，因为每个基本权利都有其独特的产生过程，这会给它的保护范围打上历史的印记。
其次，宪法漏洞的填补不得违背宪法潜在的目的。
在方法论上，曾留学德国的先生，不忘告诫我以德国式的法学体系化思维研究宪法学问题。
从1954年至1978年，在这25年间，计有1954年、1958年、1961年、1962年、1965年、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1971年、1972年、1973年、1974年、1975年、1976年、1977年和1978年等18个年份最高人民法院未能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